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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戏曲演出活动的时间延续。传统戏曲是各地方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戏剧更是和民俗密切相关，其展演和观看过程实质是一种生活样式的延续。起源于商周时期驱疫赶鬼仪式的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至今仍活跃在部分地区；持续演出五百余年的广昌孟戏，融合三元将军信仰、祖宗崇拜和祈年纳福的民俗，在赣东地区每年新春仍会展演。此外，一些传承数百年的经典剧目像《赤壁鏖兵》《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也显示出戏曲艺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三是戏曲教育功能的延续。在民间艺术阶段，戏曲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教化，在愉悦人心的同时针砭时弊、警醒世人。在成熟发展过程中，戏曲的讽谏教化功能被强化，融入作者的善恶、美丑、是非等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成了戏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部分。如梨园戏《苏秦》、秦腔《姚启圣》的主角心怀家国大义，传承民族精神；道情戏《大河古镇》对商人陈三锡救灾济民、扶持同道的赞颂，黄梅戏《六尺巷》对宽容礼让、睦邻友好的推崇，无不是在传扬中华传统美德。

　　创造性转化，即对戏曲艺术传统的创作模式、思维模式等进行新探索，根据时代观念和生活实践进行呈现方式的重构。在继承戏曲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新表达方式，化用传统程式重新编排。如晋剧新编历史剧《傅山进京》，在扎实继承晋剧传统表演技法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和超越，摒弃传统表演中的单纯“炫技”，把程式技巧融入人物塑造，用传统程式把傅山的硬、傲、狂、倔展现得淋漓尽致。创新性发展，即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核，结合当代审美追求与社会实践，在呈现内容方面推陈出新。改编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京剧《范进中举》，在表现“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这一主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了范进的孤独无奈、命运的造化弄人等因素，体现出关注个体生命的时代意识，范进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相较小说原有的讽刺气质，京剧《范进中举》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一是戏曲实践积累的概念和法则。我国现有348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独具特色的唱腔，但彼此的行头，尤其是服装却十分相似。此外，各剧种的行头使用规则颇为统一：根据角色地位、性别、性格搭配，同时颜色上也要有所区分，严格遵循“宁穿破，不穿错”的原则。蟒服有“上五色”（红、绿、黄、白、黑）“下五色”（粉红、湖色、宝蓝、紫、古铜或铁香色）的区别，一般皇帝穿黄色团龙蟒袍，丞相、驸马穿五色蟒袍。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历史沉淀下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

　　二是戏曲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概括，还是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归纳、“演员中心论”的提出等，中国戏曲所具备的艺术特色，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和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对疆土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的追求。不管是南戏对元杂剧“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形制的突破，还是花部诸腔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其固有的内涵仍代代延续。这种传承对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戏曲艺术统一性的突出呈现，也是戏曲连续发展的基础。

　　戏曲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自觉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如舞台呈现方式等，使中国戏曲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实现“美美与共”。京剧《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川剧《欲海狂潮》（改编自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黄梅戏《仲夏夜之梦》（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跨文化戏曲改编作品，保留了域外故事框架和人物设定，其他方面则力求实现“中国化”和“戏曲化”，“洋为中用”，是戏曲艺术兼收并蓄特性的极佳注脚。

　　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戏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在“和为贵”的基础上，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和平思想。秦腔新编历史剧《班超》，再现了班超团结西域各民族人民维护边疆和平的大义；评剧整理改编传统戏《新四郎探母》，赋予剧本宋辽休战的大团圆结局，男主杨四郎发出了“开商埠通有无为共同心愿”的和平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