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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不寻常的知识》，我是彼得·罗宾逊。凯文·沃什是纽约州北部人，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沃什先生的职业生涯早期是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度过的。2006年，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他为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并任职至2011年。值得注意的是，沃什先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官员。目前，沃什先生在纽约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以下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言论，我引用一下：“美国没有哪个机构有如此高的公众声望，却又有如此糟糕的业绩记录。美联储于1914年开始运作。在其主导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物价翻了一番，随后在1921年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崩溃。大萧条时期的主要罪魁祸首无疑是联邦储备系统。自二战以来，它又见证了物价翻番，并为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提供了资金支持。联邦储备系统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益处，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其进行整顿。” 凯文，我们为什么需要联邦储备系统？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新鲜。你读本科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在斯坦福。

　　Peter Robinson：再问一个基础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美联储又负责货币供应，那么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总是美联储的错。讲讲保罗·沃尔克在卡特总统任命他时做了什么。当卡特指出通胀这个严峻问题时，我们正遭受着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保罗·沃尔克卸任时，通货膨胀率已降至2%左右。所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对的：美联储总是有责任的。

　　这与普京的行动或疫情无关，这关系到美联储，关系到中央银行。我担心近年来，央行可能也受到了我们文化中“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这种心态的影响。我想，这正是米尔顿在当前时期最会感到愤慨的事情。中央银行可以实现它想要的任何通胀水平。我们可能不喜欢它的做法，但认为央行应该指责别人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与基本的经济原则完全相悖。Peter Robinson：需要再次强调一点，这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很重要：不仅通胀是一种选择，稳健的美元同样也是一种选择。我们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美联储也成功地将其控制住了。这一切在人们的记忆中都发生过。再来一个基础问题。

　　美联储重新控制住了局面，但我怀疑这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听起来有点像圈内话。随后，在我们称之为“大缓和”的时期——即物价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他们似乎对控制住通胀这件事变得自满。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一些人觉得这很容易，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擅长这项工作了。我们可能都对这项工作有点自满了，但遵循基本原则并不那么容易。我怀疑，正是由于近期的2008年和2020年两次危机，我们才疏忽了重点。

　　记者兼投资者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去年写道，金本位制的对立面，也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制度，有人可能会称之为“博士标准”，即本土专家酌情操纵利率的体系。因此，詹姆斯·格兰特建议，如果不采用金本位，那就采用某种固定的一篮子商品。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同一时期说过，他长期主张废除美联储，认为应该用每年预先宣布的、按固定金额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来取代。这样市场就完全透明，可以提前十年进行规划。这两种观点都是在寻求客观标准，找到某种限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让市场能够提前知晓，而不是将一切都留给主观冲动、群体思维和美联储系统内的专家。现在，凯文·沃什对此作出回应。Kevin Warsh：

　　我们大多数人在经济学方面比平均水平要好，我们试图关注小数点左边，而不是右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领域更出色、更聪明，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我们这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是从其中一个领域起步，然后才涉足经济学领域，坦率地说，是因为这个领域更容易。因此，我们对经济的运作原理尚未有完善的理解。如果我们做到了，就能制造出机器、创造出公式。但是经济每天都在变化，它极具活力。所以我不太敢说我们有一个完美的规则。

　　我都有点怕这个话题要怎么开始了。你当时真是运气不好。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让我来说明一下美联储在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之间采取行动的规模：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用于衡量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供应）在一个季度内就从1万亿美元翻倍至2万亿美元。你曾写道，你坚决支持那个决定。那么，在我们谈论QE2、QE3、QE4这些让你深感不安的政策之前，请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支持2008年向市场大规模注资？

　　首先，我们一直在提及“钱”这个词，请允许我就此谈谈。正如你所指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与货币有关。这在现代学术界是离经叛道的观点，大多数精英大学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中都不会教授这一点。大多数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派，不是货币学派，而是更倾向于凯恩斯学派。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中，货币几乎不被提及。事实上，如果你查看美联储的会议记录——他们会记录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你会发现几乎找不到“钱”这个词。

　　在现代经济学的大多数讨论中，它是不存在的。现在，我想最后一次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然后我们再讨论时事。我19或20岁时，曾和弗里德曼先生围坐在一张桌旁，当时的人数比现在稍多。我问了他一些问题，可能是想炫耀，假装自己懂一些其实并不懂的东西。他说：“凯文，在经济学这门学科里，我们唯一能理解的就是经济学入门课程教的那些，其他一切都是编造的。”我记得当时心想，彼得，也许这位老先生糊涂了，毕竟他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一段时间之前的事了。直到你刚才所说的金融危机爆发，我才明白那位老人的话完全正确。没有人预测到危机，没人注意到风险，因为我们真正了解的经济学知识，都来自《经济学入门》这门课，至少在主流学派主导这些精英院系之前是如此，我们那时认为货币与货币政策是相关的。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一点。

　　这要追溯到第一性原理。你提到的中央银行的第三次实验——也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这套体系——创建于1913年，其目的正是为了应对其创立前不到十年发生的那种金融恐慌。在过去那些深度衰退时期，金融危机意味着市场失灵，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卖家愿意出售的价格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央行的职责就是带着资金（那个不讨喜的词又来了）出现，让市场恢复运转。央行不是去设定价格，而是确保买卖双方能够成交，并在无人愿意提供流动性时，由央行介入。

　　那我们就从2008年一直梳理到现在。我可能会说错，请随时纠正我。我快速过一遍：QE1，即量化宽松，是向系统注入资金的一种说法，于2008年实施，我们刚刚讨论过。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不足1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2万亿美元，凯文支持这一举措。QE2于2010年实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升至近3万亿美元。QE3于2012年实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至4万亿美元。QE4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这是一场紧急情况，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一度高达9万亿美元。自那时起，美联储已将其降至7万亿美元。但正如你所指出的，如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几乎比你在2006年加入时大了一个数量级。我们已经讨论了QE1，现在谈谈QE2和QE3，即新冠疫情前的货币供应量扩张。

　　不停地这儿印一万亿，那儿印一万亿，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彼得。在以前的华盛顿，政府机构在这个项目上花费数百万，或在那个项目上花费数十亿，我们可以容忍这类事情，即便项目不完美。但当美联储印钞数万亿美元，尤其是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这几乎是向国会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能做到，你们也能。让我们回到量化宽松的本质上来。顺便说一下，QE1在我们当时试图推广它时，是以“信贷宽松”的名义进行的，但这个说法只用了一周左右，而“量化宽松”（QE）这个词则在没有我们主导的情况下流行开来。

　　我们内部讨论了是否要这么做。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彼得，时任财长保尔森将在周一和周二发行债券，你觉得我们在周四和周五购买它们怎么样？我不会点出是谁说的，因为我不想辜负同事间的信任，但我记得当时有人说：“这听起来像个庞氏骗局。” 有人解释说，大约十年前日本央行曾实施过小规模类似举措，但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不太确定它会如何运作，但事实证明它成功了。在当时，这是非常激进的。现在，如果你翻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哪怕是入门级的，都会把这当作标准操作流程来讲述。

　　当时这看起来就像在赌博，但我们正处于需要赌一把的时刻，所以就这么做了。但那是QE1。我和许多同事之所以支持它，是基于一个共识：在下一次危机到来之前，要把这些危险的工具重新锁回工具箱里。但我们从未真正做到这一点。后续几轮的量化宽松，都发生在一个我认为增长强劲、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的时期。我们开始在任何情况下，出于任何理由都使用这个工具。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应对下一次危机的门槛，因为无论你之前做了什么，到时都可能远远不够。我只需指出一点，你在美化我的履历，我很感激，但我是在QE2于2010年推出后辞职的。你提到了这一点。

　　理由是我们看不到任何成本，似乎发现了免费的午餐。环顾四周，资产价格更高了，市场流动性更加充裕，经济形势也很好。天哪，如果我们停止这么做，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他们破坏了我们当初达成的协议。我们当中有谁知道在各种情景下会发生什么吗？没有人知道。因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与物理学不同，我们没有真正的对照组。经济学与物理学、数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追踪的“原子”——也就是人——是会改变主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个人会对一系列政策作何反应。但当时的论点是，既然成本小、收益大，那就继续吧。

　　当身处像2008年或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之中时，我们确实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作为一名（在斯坦福和纽约的）旁观者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问题出在两次危机之间的时期。在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没有遇到紧急情况，这本应是央行退出的时机。然而，央行却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我还应该指出，在那段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国会的逻辑是：如果央行购买所有债券，那么我们就可以支出数万亿美元。因此，财政当局、国会和总统都认定，所有这些支出的成本极低，因为美联储通过成为这些债券的最重要购买者，为这些支出提供了补贴。

　　当你陷入危机时，我同情身处其中的同事，他们需要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但如果你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都把每一天当作危机来对待，那么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你就不得不突破更多底线，更多地参与体制外的事务。这样做的后果是，你会看到这个本应是世界上首要且最重要的机构（美联储）——而非仅仅是“平等的同侪中的首席”——的地位受到侵蚀。你会看到共和党和政府、国会议员，以及更重要的是，企业现在会聘请游说者前往央行寻求救济。

　　相反，我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在我看来，该机构（美联储）仍然有些力不从心，通胀率也仍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表示正在进行一份事后评估报告，审视自身的目标，并将于今年八月发布。我很好奇这份报告是否会直面这一重大错误所带来的挑战：与新冠疫情前相比，在过去五六年里，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超过30%，联邦政府支出增长了63%。我不记得五年前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高效、运转良好的政府。所以有些后果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承认情况已经好转，但这个错误是有代价的，而这些代价正由我们社会中最贫困的人来承担。

　　我认为美联储的地位至关重要，也相信它有能力进行改革。自我修复对所有机构而言都至关重要。现在还不算太晚，但他们需要提出并回答那些重大、棘手的战略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掩盖起来。国会应该因其鲁莽、不负责任的支出而受到批评。这种支出之所以被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联储在大量购买这些债券。当美联储购买债券时，它向全球投资者传达的信息是：水很暖和，快进来，你也应该这么做。但总统和国会也应承担很大责任，因为他们在和平与财富充裕的时期推动大规模开支。但这极其危险。

　　我再讲一个更宽泛的观点。彼得，当世界其他国家看到我们最重要的国家机构把正常时期当作紧急情况来对待时，他们也会效仿。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对美国持有某种看法：“我们线会议上对我们说教的样子。”但在08年危机之前，他们会想：“那些美国人可能有点咄咄逼人，但他们确实知道如何运营银行系统。”——直到我们证明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运营为止。接着进入新冠危机，他们又会想：“那些美国人，他们和我们不同，但他们似乎确实相信联邦制、自由和个人能动性。”——直到我们不再相信为止。然后他们会想：“那家央行，也许我们对它太苛刻了，但它在40年里维持了物价稳定。” 此前，这相当不错，但我们没能维持下去。当这些机构在重大议题上不断失利时，世界其他地区都在关注。

　　我们连未来10分钟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没错。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无论我们的政府做什么，我都愿意押注在美国身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生产力极高的社会。政府可能正忙于处理过去15年量化宽松（QE）的后遗症，但美国人民本身所展现出的活力和适应能力，会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每年的增长率能比国会预算办公室（以及大多数预测机构）的预测高出1个百分点，就将为联邦政府的金库带来4.5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这是化解这些负债的好办法，所以现在还不算太晚。但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