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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脊梁奖”改写了此定义，倪萍等一跃成为“国家脊梁”，充斥着“足不适履”的不协调感。让“脊梁”评选沾染上铜臭味，更是辱没了脊梁的真正价值：民族脊梁，应增益于百姓的福祉、社会的进步，要经得起历史拷问。它的评选也应站在历史经纬度上考量；它所裹挟的“历史谱写”意义，由不得不负责任地草率涂鸦。“脊梁奖”暴露出“野鸡奖”的泛滥，在“逾97%的评选表彰项目被清除”的语境下，它昭示了“革命尚未成功、清除还需努力”的空间。而今主办方又复出了，可公众不希望看到“脊梁奖”跟着复活———在罚酒三杯式问责下，这注定存疑。

　　新闻回放：故宫今年俨然是拍了部连续剧———先是“失窃门”，故宫被凿墙盗宝；接着是“锦旗门”，锦旗上现错别字，当事方却讳疾忌医；然后是“会所门”，故宫内被曝办私人会所。这些够让故宫焦头烂额了，孰知还有续集：“宋瓷案”，文物瓷器被损坏；“四件案”，网友“龙灿”曝故宫近年至少发生4起珍贵文物被毁损、遗弃事件；“封口费丑闻”，故宫被曝为掩盖内部分肥，给举报人10万元封口费，对此故宫称无可奉告……一次次，它成为新闻报道的“座上宾”、饱受指责。

　　或许我们可以为冷漠找千万种理由，譬如“旁观者效应”、“做好人太难”、“陌生人社会”之类。可是谁能否认，在社会的价值储存室里，真善的成分日益稀缺。反思悲剧，应求诸己身。就像外国学者毕波说的：重建道德现实主义，在每起道德灾难中，都存在“共犯结构”，不应将责任推到少数“罪魁祸首”身上，而要大众自觉反省、坦承过失，将仁善作为底线性的信仰。与此同时，制度性的“负激励”也应纠偏。“小悦悦事件”当成为一根杠杆，撬动“好心人免责”、“见死不救罪”等制度建设，用善政作肥料，滋养为善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