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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荷华河汩汩地流着，像一条深灰色的绸缎，绕着整个爱荷华城蜿蜒地铺展开来。四十年前，聂华苓和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把家安在了这河边，房子取名“红楼”。红楼倚着山，背后是大片的树林，天气好的时候，会有鹿在附近散步觅食。早年间，聂华苓常和安格尔绕到红楼后面的树林喂鹿，日复一日，鹿越聚越多，他们便有了一片“鹿园”。每次旅行后回爱荷华，开车回鹿园的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安格尔总会忍不住赞叹，“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

　　聂华苓倒了两杯雪利酒。安格尔还在的时候，小酌曾是两个人每天的乐趣之一。碰上好天气，他们在爱荷华河上划船聊天，她喝雪利酒，安格尔喝杜松子酒。后来剩下聂华苓一个人了，她还是保持着喝雪利酒的习惯。但年纪大了，慢慢喝得少了。“你知道吗？这个灯是我和保罗去美洲旅行的时候买的”。聂华苓轻啜了一口酒，“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灯，觉得好喜欢，就买了下来。回到爱荷华，等这个灯寄过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在我们放弃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它就寄到了。”她指着餐桌顶上造型别致的贝壳灯。

　　90岁了，聂华苓总是忘事。有时候下一秒就忘记自己上一秒在做什么，想说什么。同样的问题，她会问好多遍，边问边抱歉，“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刚刚可能问过了。”但关于屋里每个摆件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忆起遥远年代的那些人事物，哪怕再微小的细节，她也记得线年，我去大陆探望艾青。车开到胡同，开不进去了。你也知道北京的胡同，窄得很呐。我和保罗就下了车，沿着胡同往里面走。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走近一些，我就喊了一声‘艾青！’艾青看着我，喊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

　　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聂华苓的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三斗坪避难，尽管是在逃难，母亲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决定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离开三斗坪去恩施上学，母亲不能跟了去。一路送聂华苓到镇上上船，母亲流着泪，叮嘱小心冷暖，专心读书。嘱咐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一生。

　　和来访的中国作家在鹿园喝酒、聊天，渐渐成了聂华苓夫妇的习惯。丁玲夫妇在美期间，常晚饭后散步到聂华苓家，四个人坐在小院的台阶上，谈天说地，把酒言欢。这些经历，被丁玲陆续记录在25篇访美散记中，刊登在当时的《文汇月刊》和《新观察》上。丁玲说，这实在是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美国，这不是一个垂死没落的美国。她喜欢“满眼都是绿树、青草、流水、美丽的小屋”的爱荷华，喜欢方便舒适的五月花公寓，也喜欢推着小车在无所不有的巨大超级市场里购物。

　　早期赴美的中国大陆作家中，聂华苓和丁玲建立了格外好的友谊。很多年后，丁玲偶尔会在给聂华苓的信里，提到在爱荷华的日子。“爱荷华今年冷吗？我常常想到你在冰天雪地中驾着你们那部大车下山，真为你担心。但一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独自占领那所小楼，凭窗观赏，奋笔直书，偎在炉边，喁喁私语，真也够使人羡慕。最好是客人少点，只来好朋友，谈谈文学，艺术，翻翻好诗，吃点苞米花，喝点好茶。真舒服呵！”丁玲把从湖北买的礼物送给聂华苓，买了一套昭君餐具，送给美国的“昭君”，买了一套太白醉酒的酒具，送给美国的“太白诗人”。

　　1949年初，将进入北平城，傅作义跟谈判。北平城家家整日开着收音机，收听国共两方的电台。双方各自播放着战争局势，都自称胜利。偶尔听到电台里播放诸葛亮城楼饮酒抚琴的戏曲，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一日，一阵清脆嘹亮的广播从电台传出，“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接近决定性阶段。人民正积极准备渡江。平津战役也接近决定性阶段。”聂华苓听出，这是胜利的声音。同样的声音，她在南京曾经听过。

　　《自由中国》需要一名文艺编辑。那时的聂华苓已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她被介绍给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社社址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聂华苓敲开门，挤进一个榻榻米的小房间，这就是《自由中国》的办公室了。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人负责发行，一共四个人。雷震正在桌前看文稿，抬头看了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好吧!你明天就开始吧。”聂华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