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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新闻就是以不实的“新闻事实” (正因为不实, 所以才是“虚”、才是“假”) 为依据而报道出来的“新闻”, 即假新闻是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根源的“新闻”。或者说, 以虚构出的“新闻事实”为本源的“新闻”就是假新闻。假新闻所依据的“新闻事实”是想象、臆造、编造、捏造的产物, 是通过纯粹主观想象思维虚构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属于纯粹的“观念性”、“想象性”事实, 没有实际可见、可触的感性存在方式。“在其‘纯粹’的形式中, 假新闻完全不包括一点事实” 。因此, 假新闻的根本特性是“新闻事实”源或“新闻根据”的虚假性。

　　网络是假新闻传播的主要阵地，网络媒体在假新闻传播中扮演了造假者、传假者以及打假者的多元角色。传统媒体的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账号及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假新闻的传播速度。传统媒体时代，假新闻的传播路径一般为：传统媒体造假→同行传假→同行打假。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传播路径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线性传播变为多元主体互动传播，造假者、传假者和打假者的身份模糊，同一个假新闻往往同时在多个主体间传播，一方面多方参与打假降低了事实核实的成本，另一方面多个媒体之间互相转引，扩大了假新闻的数量和传播范围，形成喜忧参半的局面。

　　新闻真实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基本查验方法为：该新闻的基本构成要素（5W1H）是否经得起核实。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的生产线不透明，媒体加工后的新闻报道就是公众知道的全部“事实”，如果媒体把关不严，就容易产生假新闻。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越来越不好分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假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越来越“真”。这些假新闻在形式上运用公众熟悉的新闻写法，基本的新闻要素齐全，描述的事实具体，细节“真实”，消息源也不再是模糊的“据悉”“相关当事人”等说法，而是社会上的真实人物，再冠以权威媒体的名头，试图以假乱真。社会议题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诸多研究表明，假新闻集中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一定时期假新闻的频繁发生是当时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

　　当前，社交媒体成为假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模式很难适应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快、短、新等特征，自媒体的UGC模式加速形成假新闻传播乱象。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而言，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肆虐的成因与媒介形式关联度更高。不论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还是自媒体用户，得益于新媒体这一媒介形式的本身特性，假新闻的泛滥是一种必然结果，而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也并非那么消极不堪，假新闻折射出主导媒体时代的社会某些阶段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某些领域的图景变化。假新闻不断以新型传播形式出现便是这一巨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当前社会处在重大转型期，假新闻的传播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趋于常态化，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应对机制。

　　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是假新闻近年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深假技术（deep-fake）和网状造假，它们从制作和传播两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假新闻的欺骗性。从制作上看，传统造假主要依靠文字，即便有时辅以造假的图片，也多以静态为主。但近年各种深假技术出现，其通过“换头术”、真声模拟等手段，使假新闻以视频和音频等动态方式呈现，而音频和视频明显比文字和静态图片更具欺骗性。更进一步，“深假”技术并不满足于制造一个孤立的假新闻，而是编织一张巨大的假新闻网络。同时，大量水军和机器人（bot）会去转发、评论这些辅助性的假报道、假网站和假证据，进一步增加可信度和覆盖面。将制作和传播结合起来，种种“深假”技术首先让作为“点”的假新闻变得前所未有的真。

　　假新闻在近年爆发的另一原因来自心理和认知。现有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虚假、误导、偏激的信息更容易在人群和网络世界传播。从个体的角度，锚定效应（anchoring）表明最早接触的信息会对人们的判断造成极大影响，即使后面出现新信息也很难让人做出改变和调整。这意味着如果人们一开始接触的信息就是假新闻，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和“先入为主”很难被扭转。因此，即便后续辟谣，也很难产生效果。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上述倾向则表现为社会流瀑、回音室效应、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

　　假新闻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基于经济和商业上的理由，社交媒体和平台缺乏足够激励规制自身平台上的假新闻。其背后的商业模式和逻辑可概括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在现有商业模式下，多对多（many-to-many）的社交媒体和平台却缺乏激励去治理假新闻。在一定意义上，假新闻甚至是受鼓励的。因为与需要订阅和付费的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和平台多以免费的面貌出现。但“免费”背后真正的逻辑是：用户免费使用社交媒体和平台，付出的“对价”则是为平台带来流量以及更重要的数据。

　　近年来，网络上的小道消息成为媒体造假的主要新闻源。一一核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对媒体来说难度太大，成本过高。首先，网络消息的发布者经常是匿名的，随意通过技术手段锁定身份会涉嫌侵犯其个人信息、隐私等基本人权。其次，网络消息的传播往往在特定群体中进行，现行法规将事实核查的任务交给网群建立者、管理者等非专业人员，由于他们无法提前预见组员会发布什么样的消息，也很难对该消息的真伪进行判断，因此网络消息容易转变为新闻并得到加速传播，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另外，媒体行业竞争激烈，新老媒体为了争夺公众注意力将社会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后，为了时效性放弃了新闻真实性，本末倒置。最后，互联网的基本特征是自由、开放、共享、互动、平等、协作，网络上的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为假新闻提供海量的可自由编辑的素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摘取拼凑成一条吸引人眼球的假新闻，并将其分享发布出去。

　　社交媒体时代，虚假信息肆虐传播，从源头上治理假新闻也显得不那么实际了，假新闻治理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中国目前法律法规中已经规定了传播假新闻的法律责任，根据具体内容和危害程度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假新闻的入刑门槛较高，即便从理论上来说传播假新闻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受处罚，但据学者调查研究发现，只有个别假新闻炮制者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尚不够入刑入罪的假新闻事件中，也少有媒体主动担责。中国对假新闻的惩罚仍以行政处罚为主，相关部门制定的惩治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普遍实施。媒体专业意识和政府惩治机制的双缺位，纵容了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肆虐传播。

　　从末端治理假新闻，困难尤其在于消费者参与转发进行规制。（只阅读形成了闭环）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其实已经进行了某些探索。一个可参考的路径是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思路。除了惩罚诽谤内容的制造者，“两高”解释也规定了“转发者”和“分享者”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区分：“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鉴于治理“一头一尾”均存在一定困难，治理假新闻的可能和压力就越来越集中在作为传播者的平台身上。这也是传统法律规制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目前在治理假新闻的问题上，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呼吁改变法律对平台的“优待”或“豁免”，要求平台承担更多、更积极的责任。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近年围绕美国《1996年传播风化法》（以下简称CDA）第230款产生的争论。作为《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的一部分，CDA代表着人类规制互联网最早、最系统的尝试。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在设计自己有关平台责任和内容规制的法律时，都或多或少借鉴了C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