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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本名为《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的书，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同时出版，作者金圣华，写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谊，以及彼此间关于阅读、写作、生活的心得体会。坊间肯定更熟悉明星，但在翻译领域，金圣华是学术界的名教授，远非“明星”可比。金圣华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系教授、荣誉院士及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另一社会职务是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荣誉会士。金圣华曾两度担任香港翻译学会的会长，为推动香港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
查阅文献，关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有这样一段描述：“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七个月前，七位会员Louis Cha，T. C. Lai，Meng Ma，Stephen C. Soong，Alex H-H Sun，Philip S. Y. Sun和Siu-Kit Wong作为发起人，召开成立大会，旨在香港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以促进与中文翻译有关的标准、交流、出版和研究。这些发起人，包括六位杰出学者和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兼报纸出版家，他们秉持的坚定信念，铭刻于学会章程中。”
1944年，金庸二十岁，因有游历外国的想法，遂产生了当外交官的理想，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中央政治学校是“党立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这年上半年，大一学期结束，金庸的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但到了秋天，他却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严家炎教授说：“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控制很严，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
失学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海宁硖石人，军事家蒋百里的侄子，1940年，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通过蒋复璁的关系，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工作，名义是干事，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上班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仅够糊口，但在管理图书的同时，给了年轻的金庸一个大量阅读的机会，他集中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并英法文互参读了《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今译《基督山伯爵》）。
金庸对读者市场的需求极为敏锐。1939年12月，他十五岁，因同学张凤来、马胡蓥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但找不到合适的参考书，于是搜集材料给他们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金庸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于1940年5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问世一年，印刷20次，销量10万册，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直到1949年3月，南光书店还在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可见此书的长销程度。金庸若干年后回忆往事，对池田大作说：“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一期杂志需要的内容不少，作为新刊，稿源是个问题，但是从创刊号目录上的13篇文章来看，有《齐格菲防线大战记》《意大利投降内幕》这样关注世界战事的译文，也有《飞弹之谜》《最近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普文章，还有文学类的《少年彼得的烦恼》《安娜与星罗王》等小说、散文等，做到了普遍满足读者的需要。金庸还以笔名“查理”发表了长篇小说《如花年华》首章，占了7页，约有9000字，这或许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未完。
杂志中的文章以译文为主，目录上的译者除了“查理”，还有段一象、良莹、张捷、贾鼎治、王人秋、俞淬、马玮等。这其中，贾鼎治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1925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当时年少，正在重庆。其他翻译者的名字无从可考，考虑到金庸在中央图书馆的便利条件，以及出刊的紧迫时间，推测这些翻译者大多是金庸自己，他为了让读者感觉本刊实力强大，供稿者甚众，换了不同的“马甲”，《太平洋杂志》可称金庸最早的“译文集”。金庸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每天得空就翻译，下班后，又带着《英汉词典》，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他以查理为笔名，在“发刊词”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传播知识，传播真、善、美：
金庸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计划出版多少册，无从可考，但第一册售价250元，价格不菲。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金庸的月薪仅有50元左右。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通胀，重庆物价到抗战后期上涨了1560多倍。居住在重庆的老舍曾回忆，起初四川的东西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涨。作家张恨水提到他初到重庆时肉价两角一斤，五年后肉价暴涨到三四十元一斤，他要同时创作七部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发表散文、杂文、评论等，以换取稿费养活一家人。
湖南大学于1938年内迁至辰溪县，距离农场不远，金庸便想借读湖大，重续学业，于1945年8月8日，写信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并备言自己为了求学，千里辗转，突破日军防线的艰辛经历。金庸言辞虽切，但校方未予通融，胡庶华校长于18日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请求。
金庸后来在和池田大作对谈时说：“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杭州《东南日报》于1927年3月12日创刊，1937年2月1日社址迁至杭州众安桥畔，大楼五层，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东南日报》是浙江地区有名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浙江日报社。不过进入东南日报社的时间，金庸记忆有误。浙江档案馆馆藏有东南日报社的全宗档案，其中有职工登记表、金庸签下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以及离开报社时的“辞呈”。按照职工登记表记载，他进社日期是“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介绍人是陈向平。
陈向平接信后，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远涵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和陈向平一同进入《东南日报》工作，从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金庸初到编辑部，说是外勤记者，汪远涵给他安排的任务却是“翻译”，按“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上提供的说法“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期内，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这份工作实则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英语广播，选择可用的翻译。金庸偶尔也会翻译一些英文报纸上的短文，以备报纸缺稿时使用。报社没有录音设备，这种国际新闻稿全靠直接收听后翻译，金庸晚上八点开始工作，边听边记，最后凭借记忆全文译出。
进入《东南日报》不久，1946年12月5日，金庸即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发表《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翻译伦敦《》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查良镛”。金庸出色的翻译水平，给汪远涵留下很好的印象。1988年，汪远涵与金庸通信时还提到这件事，印象深刻：“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来杭，做这份收听和翻译的工作……陈向平询问过你在《东南日报》的境况，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翻译特好。”
1947年的六七月间，上海的《大公报》公开招聘三名翻译，金庸看到消息后报了名。当时《大公报》在新闻界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因此应聘人数达到109名。《大公报》最后选了10人进入笔试，金庸幸运位列其中。笔试试题由《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最终由他阅卷打分。“试题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译为中文。”金庸只用了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他顺利通过了口试。不得不说，金庸的翻译功底和《东南日报》的报业经历起了关键作用，他成为第一个被录用者。
当时金庸的堂兄查良鉴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以及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金庸在上海停留期间，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继续未完成的大学学业。10月6日，金庸以此为由，向东南日报社申请“准予赐请长假”，“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第一次的报告批有“慰留”字样，他于同日再次递交申请，眼见他去意已定，报社“勉予照准”。10月底，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
《时与潮》杂志专门报导国际问题，也评论国内新闻事件，1938年在武汉创刊，8月即迁重庆，抗战期间坚持出版，是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回忆抗战时期的“人和事”，特别说到《时与潮》：“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抗战胜利后，《时与潮》曾停刊，后于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
《时与潮》以“报导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实则主要从日本、英国、美国等公开出版的杂志上，选译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文章。金庸本人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自己在《时与潮》的这段兼职经历，只能从《时与潮》上发表的大部分的译文和编辑署名有所窥见。仅1947年11月1日，金庸就在《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八卷第六期发表《苏联陆地战略的秘密》《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的左右手》，同日，在《时与潮副刊》第八卷第五期发表译文《SVP——万能服务处》《电脑》《了解你的头发》《铝是一种新药吗？》。在《时与潮》半月刊发表译文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与》《巴勒斯坦怎么分治》《法国饥馑的原因》，一口气连登四篇。
《大公报》港版复刊后，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租用的是《新生晚报》的二楼，地址位于中环的利源东街15号，这里一切简陋，工作辛苦。金庸继续翻译电讯，担任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协助编辑国际新闻版。《大公报》宿舍是普通的四层旧楼，位于中环坚道赞善里8号楼，距离利源东街隔两条街，走路只需十来分钟，金庸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除了新闻类的译文，他用“镛”的笔名还翻译了一部长篇自传《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至1949年3月16日，共47期，连载开始前，有一段小引，估计为金庸所加：“本文于十一月八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叙述他怎样从一个农奴的家庭中生长为世界闻名的拳王，其中包括许多拳击中的要诀。”
这个题目不算很难，陈文统有所准备，记熟了专用单词，答了一小时便交了卷。金庸后来回忆：“当时的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陈文统顺利进入《大公报》，最初也在编译组，负责翻译国外通讯社发来的英文电讯稿件，成为金庸的同事，只是他的译文太重文采，常常超出原意，大都上不了国际版的头条。当然，后来陈文统写武侠小说，笔名梁羽生，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宗师就这样结识了。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掀开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幕，推动新派武侠小说跃上历史舞台，但两人的性格与理想全然不同，金庸强调个人主义，国际化的阅读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人物内心的体悟，而梁羽生雅善辞藻，注重集体主义，这些从二人对待译文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见苗头，却都没有脱离时代给予他们的烙印。
金庸在《大公报》一直工作到1958年，在这期间，他翻译的作品除了国际电讯，主要集中在几类：其一，是长篇的新闻的报道，比如以“乐宜”为笔名翻译的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的长篇纪实《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0日，连载于《新晚报》，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3个月后再版，又印一千册。他还翻译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同样在《新晚报》上分8期连载。1952年1月到6月5日，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姆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其二，是文艺评析，他以“子畅”为笔名，翻译了美国剧作家J.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86篇，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连载于《大公报》，此外，还有《荷里活的男主角》《论〈码头风云〉》《我怎样学舞》等文章。其三，是生活情感和社科哲思，比如以“子畅”为笔名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等。
鲁尼恩为人仗义，荡检逾闲，赌博、酗酒、吸烟、婚内出轨样样不缺，其赌品不佳，喜欢打听内幕消息下注，赛马是他写作中的主题。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馆的世界最伟大作家系列1979年收录了他的小说集《红男绿女》。富兰克林图书馆多是出版世界经典、美国经典、普利策获奖等系列丛书，早期代表了当时书籍装帧印刷艺术的天花板，成品全真皮装帧，竹节书脊，内文为无酸厚道林纸，配以精美插图，三面全金口，前后扉页真丝缎面，缎带书签；必须一订一整套，先交钱后发书，大概一月一本，读者要五到八年才能集齐整套书。在20世纪70年代，一本订价高达28美元到45美元，极为昂贵，是无数藏书者垂涎的对象。鲁尼恩能入选其中，虽不如德莱塞、海明威、威廉·福克纳有名，却足证其在美国文坛中的地位。
金庸最早翻译鲁尼恩的小说，现可考证的是短篇小说《记者之妻》，1948年9月6日开始连载，达蒙·鲁尼恩译为冷扬，译者署名白香光，这是由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一文最先考证出来，后来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篇小说曾引起了读者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第七版“大众顾问”栏目中，有读者来信询问：“编者先生：近日见贵报大公园刊登《记者之妻》一文，内容非常精彩，兹请问一冷扬是何国人，其生平如何？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同《记者之妻》那样差不？二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名的？三这篇登完之后（因写短篇小说，大约不长吧），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报纸答曰：“一冷扬是美国现代最知名的幽默作家，他曾做过近二十年的警察局消息记者，对美国的下层阶级很熟悉；他的作品都是以幽默的笔调，俚俗的口语来描写黑暗社会人物的人性。二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三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嗣后1948年11月23到28日，再次刊登了鲁尼恩的小说《会一会总统》，译者署名还是白香光。
金庸翻译鲁尼恩小说似不在少数，他曾以温华篆为笔名，在《新晚报》上连载了《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超等大脚》四篇。1956年4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最厉害的家伙》，封面写明“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这本集子收录了七篇小说，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恋爱之王》。小说集里没有前面提到过的《圣诞老人》《会一会总统》《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却有《超等大脚》。可以推测，金庸翻译鲁尼恩的小说不会是只有十二篇，若仅只十二篇，似没有理由遗漏，这应是一本译著精选，更多篇章可能以不同的笔名散落在其他报纸。
比如《最厉害的家伙》这篇，能被选做书名，显示出金庸对其的喜爱。故事讲述了“我”和铁锈查理在一个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我”血压高了，医生却劝“我”要平静生活，否则一定会完蛋。“我”交了十元诊费后，出来碰到了铁锈查理。在“我”眼里，铁锈查理是世上最厉害的人，比如他讨厌一个人的帽子，会直接开枪打死，如果不开枪，就用刀子刺，总之这是一个极其暴力的恶棍，“他所以没有入狱，惟一的原因是他刚刚从监狱中出来，当局还没有时间想法子再把他关进去”。“我”很担心自己的血压，不想和他混在一起，但是又不敢惹他，在他的胁迫下去抢了弥敦·底特律和猪猡伊凯的赌场，还在布希米亚夜总会打了四个警察。这一晚“我”吓得血压都要爆掉，又不敢离开。铁锈查理为了表示对“我”的不离不弃，邀请“我”去他家吃早餐，让他老婆做火腿鸡蛋。“我”想他老婆的生活一定苦得不得了，没想到进了门，看到铁锈查理的老婆身材异常矮小，他老婆二话不说，拿起棒球棍就打他，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恶棍铁锈查理被老婆揍了，却说：“平平气，小嘟嘟，等一下，甜心。”“我”最终也被他老婆用棒球棍打了头，冲下楼后，铁锈查理老婆还扔了块砖头，打在“我”后脑上，肿起了一大包。第二天去看医生时，医生量了血压说：“你的血压现在已经低于正常的标准了，你看，你好好休息一晚有这样大的功效。诊费十元。”
我一直以为鲁尼恩的小说在内地没有中文译本，结果“啄木鸟杂志”公众号2022年10月14日发布了一篇翻译小说，作者正是达蒙·鲁尼恩，叫做《一个十分危险的人》，大致讲的是一个小镇来了个叫摩根·约翰逊的年轻人，因为长相凶恶，脸上有伤，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个危险的人。渐渐的镇上的人都这样传说，并且说他脸上的伤是在纽约和十个歹徒打架留下的，后来这个人数甚至上升到了二十个人，但是有一天，一个喝醉的牧羊人拿着刀威胁摩根，结果摩根转身就逃跑了，再没有回来。
从上面提到的两篇小说内容，以管窥豹，约略可以看出鲁尼恩小说的特点，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写法，类似于不停翻包袱，有些相声“三翻四抖”的感觉，语言诙谐和幽默，难怪金庸将其定名为“滑稽讽刺小说”。金庸在《最厉害的家伙》的“译者后记”特别说：“伦扬的文笔非常奇特，全部没有过去式，而俚语之多之怪，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罕有的。”金庸为了保留这个特点，在翻译过程当中使用了颇多粤语方言，比如贴士（tips，内幕消息、提示消息），温拿（winner，胜利者，赢家），契弟（骂人话，约等于混蛋），瓜直（也有写作瓜咗，死亡）等，这些语言的使用，颇能赢得香港读者的亲近感，也贴合原作。
1955年2月8日，金庸撰写的《书剑恩仇录》在其供职的《新晚报》连载，此前的1952年，金庸从《大公报》调至《新晚报》编副刊“下午茶座”栏目。《新晚报》属《大公报》旗下，最早是为了刊登报导朝鲜战争消息而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大公报》即公开宣布：“自本日起，遵令正式实行公元。”报头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为“公元一九四九年”，明确其拥共爱国立场，一直位列香港报纸首席。当时香港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一般不采用外国通讯社稿件，而新华社稿件来得太慢，所以就办了一份相对中立的报纸《新晚报》，便于刊登外社消息。
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风行，促进了《新晚报》的发行。当时香港地区同属阵营的报纸副刊，一般少用社会来稿，多由各报编辑提供，一来内容可靠，二来亦可在稿费上有所补贴自己的编辑。1955年底，同样具有拥共立场的《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和副刊主编李沙威找到梁羽生，希望他也为《香港商报》供稿，“但梁回复是：‘我是搞新文学的，开这个笔，只算是向报馆的一个交代，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大意）他是不答应了，商报转约金庸上阵”。此时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李沙威就转请金庸为副刊《说月》写一部武侠小说。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共连载575期，完结时间是1956年9月5日，当时尚在连载中。金庸答应了李沙威，从1956年1月1日撰写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一直连载到当年12月31日结束，时间整整一年。这个过于巧合的时间，显然来自双方之间曾有的约定，这可能也是《碧血剑》草草收场的原因。这种做法无疑伤害了小说的整体布局，金庸后来在《碧血剑》上的修订，花费心力最多，但仍是其小说中质量不高的一部。
至于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则是金庸小说连载之后，他最早授权出版单行本的出版社。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金庸小说，主要是金庸创办《明报》前发表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另外一部《雪山飞狐》是否得到授权，一直有争议。坊间有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雪山飞狐》存在，但是金庸予以否认。在1959年8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六集版权页上，有一段“作者郑重启事”：“本人所撰武侠小说，全部仅《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神雕侠侣》五种，均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此外并无其他著作。”究竟这段文字的确是金庸声明，还是出版社自为，暂无考证，若是金庸同意的话，那么金庸可能准备将所有面世的小说都交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彼此合作应是愉快的。
金庸对鲁尼恩小说的持续翻译，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或者金庸当时翻译鲁尼恩小说的目的，就是在为自己创作小说进行揣摩学习。金庸在《最厉害的家伙》“译者后记”中特别夸赞鲁尼恩“是美国小说界的一个怪才，他所写的小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鲁尼恩小说的戏剧性与传奇性，可以对应中国的武侠小说，鲁尼恩笔下出现的黑道人物，亦可对应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草莽。《碧血剑》中袁承志以牧童身份出场一段，不难看出受鲁尼恩小说的影响。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轻松幽默、诙谐调侃的笔调，以及对笔下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刻画，显然亦能在鲁尼恩的小说中觅到隐藏的蛛丝马迹。两人都从事报业新闻工作，叙事的节奏上也可找到相同点。具体到更深入的研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发现更多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也期盼更多鲁尼恩的小说的中文译本进入中国。
胡敏生记书报社也作胡敏生书报社，其实就是邝拾记书报局的副牌出版社，负责邝拾记书报局的海外发行任务，实质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邝拾记书报局出版发行金庸的武侠小说，大致从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神雕侠侣》连载后一周开始。金庸初期有过“一女两嫁”的计划。《明报》1959年7月18日《神雕侠侣》第60期文末答读者问：“张明先生：《神雕侠侣》第一集的正版本正在整理中，仍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第二天的第61期，又有：“宝宫先生：《神雕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你欲补阅前文，可就近购阅。”
邝拾记书报局与金庸的合作至1967年。邝拾记老板邝拾与金庸政治立场不合，终止合作。这里又涉及了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和“发行”有分有合。按时间顺序，《神雕侠侣》《飞狐外传》是邝拾记书报局出版、发行“一肩挑”，《鸳鸯刀》由胡敏生书报社出版发行，《倚天屠龙记》之后的几部书，由武史出版社出版、邝拾记书报局发行。武史出版社是《明报》的出版社，金庸为出版发行《武侠与历史》杂志而设立，发行还是交给邝拾记书报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解释金庸与邝拾记书报局、胡敏生记书报社的渊源，据此可以看出“胡敏生”不会发行伪造金庸的译作，这本书是金庸的长篇小说译作无疑。出版者野马小说杂志出版社也可从侧面证明，金庸最早想自立门户，创办的并非《明报》，而是小说杂志，计划十天一本，名字就叫做《野马》。《野马》源自《庄子》：“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取其“很自由、有云雾飘渺”之意。金庸一直很尊崇英国哲学家罗素自由、反战的理念，在他看来，“野马”象征一种自由的精神。1959年3月，金庸和沈宝新还将这个名字进行了注册，只是后来听从报贩的建议，改为报纸。办小说杂志的愿望，金庸始终没有熄灭，1962年8月15日，他推出了小说杂志《野马》，出版至1969年停刊。
《蒙梭罗夫人》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有权力和背叛，有爱情和阴谋，有嫉妒，也有贪婪，有刀光剑影的决斗，也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慷慨的英雄，也有阴险的小人……可以说，你能想到传奇小说里一切想要的元素，这本书全都写到了。金庸选择翻译《蒙梭罗夫人》的原因可能亦在于此。《蒙梭罗夫人》的故事一条主线为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即《玛戈王后》中的阿朗松公爵，受封安茹采地后称安茹公爵）窥伺王位，暗中针对亨利三世开展阴谋活动；另一条主线为安茹公爵手下勇士比西与狄安娜的爱情，狄安娜又被王家犬猎队队长蒙梭罗欺骗，成为了他的夫人，同时，安茹公爵也觊觎狄安娜的美貌，形成了四角恋，贯穿于整本书中。
诚如金庸在“引言”中所说“摘录译出”，这种译法似乎在模仿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删节某些段落，加快叙事节奏，却又不伤害故事的完整和精彩。翻译语言上，金庸也明显在致敬伍光建的译本语言。如《侠隐记》中主人公达特安（今译达达尼昂）初遇颇图斯（今译波尔多斯）：“看见中间一群人里，有一个身躯壮大的火枪手：模样十分骄蹇，身上亦不着号衣，只穿一件天蓝夹衫，肩上挂了绣金带子，外罩红绒大衣，胸前露出那绣金带子，挂了一把大剑。这人值班才下来，故作咳嗽之状，说是受了点风，故披上红绒大衣；一面大模大样的在那里说话，一面拿手来捋须。”不是文言文，也不似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茅盾在谈伍光建所译《侠隐记》，特别说：“伍光建的白话译文，既不同于旧小说（远之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
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没有互联网，新闻消息主要依靠世界各地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要想及时报道国外的消息，直接翻看国外的报纸杂志是最便捷的途径。曾有读者来信询问《明报》的信息来源，金庸回复说：“买来的。”《明报》成立初期，金庸经济拮据，无法订阅诸多的报刊，他就每天花时间去报摊和书店翻查。当时他住在港岛，报馆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曾说：“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先驱论坛报》，英国的《》《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泰国的《日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
翻译作为金庸重要的工作之一，几乎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金庸访问厦门、泉州，他与厦大教授李晓红对谈时回忆：“当年我在《大公报》还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金庸口中的翻译老师，就是当年招聘他进入《大公报》工作的翻译主任杨历樵，被同仁呼为“杨老令公”。
“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关乎翻译中“词义确定”和“表达得体”两大主题，金庸的回忆，其实切中了翻译的重点。关于金庸的生平，资料愈加丰富，但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金庸一生对自己的翻译生涯谈得不多，远远少于他针对政治、历史、文学、新闻学发表的言论，然而，金庸的翻译工作确实占据了他生命中的绝大比重。对于翻译的标准，金庸没有具体阐释过，他在《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一文中曾称赞：“实在译得既简洁，又明确。”可能就是他对翻译境界的认同。金庸写“三剑楼随笔”时，在《谈谜语》一文中说：
欧美人用拼音文字，字谜就远不如我国的巧妙，英文中的字谜大抵在“同音”与“双义”两点上着眼。前者如“王老五为什么总是对的？答：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小姐。”（never miss taken，音同never mistaken，从来不错。）后者如“律师为什么如同啄木鸟？答：因为他们的Bill都很长。”（Bill既有账单的意思，也有鸟嘴的意思。）还有一个开律师玩笑的谜语：“为什么律师像失眠者？答：因为他们都是这边lie一下，翻过来那边又lie一下。”（在英文中，lie这字既是睡卧，又是说谎。）
信手拈来，却又举重若轻。翻译为金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养分，他的翻译文字又深受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深刻表现人性，在金庸的眼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对人物进行观察、分析和描写，是作家的习惯和看待人与事的切口，所以在金庸的翻译文本中，可以发现他喜欢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物植入到具体的环境，通过人物的行为来书写评判。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信达雅”，对金庸而言，实用是第一法则，他在不同语种中切换，翻译更像是他手中重要的观察利器，充溢着个人的思索与体悟。在金庸的小说和文章中，东西纵横，古今对照，其中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广博知识，无疑是“译入”和“译出”的具体体现。
《明报月刊》的前总编胡菊人认为，金庸的文章是香港的第一流文章，“第一”太主观，而第一流怎样都说得过去。这和金庸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分不开。他的用功是罕见的，很多事情他听到批评不做回应，但他会暗暗用力，就像他以八十高龄一定要去剑桥大学读个博士回来，还要用英文去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倪匡笑话他“滑稽”，他也不理。以“翻译”回溯金庸的半生，正如《明报月刊》现任总编潘耀明所言，博士很多，但金庸只有一个。文字的江湖中，将永远留有金庸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