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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书法经过近三十馀年努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既有举办的展事盛、参加的人数多、开展的地域广等面上的表现，也有人才梯队合理、传统继承深入、学术研究兴盛等深层的体现。仅于书法创作来看，一些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书家已经成为主心骨，风格成熟稳定，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书家成为主力，技法全面熟练，当然也有一些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书家开始崭露头角。这一传承与发展与书法的高等学院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尽管有人对当代学院的书法教育的某些弊端不无微词，但当下一批书法佼佼者大多都有受过学院教育的背景确实事实。相比而言，受过学院教育的书家在技法方面更加全面也更有深度，强调对技法的全面理解和对书风的源头追溯，“血液纯正”和钻研至深；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同步并进，重视学养与技法的不断提升。因此，他们大多五体皆能，笔法相对纯熟，并有更为明确的审美取向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七零年代的王佑贵先生就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培养的这样一位青年书家。

　　王佑贵先生生于普通农家，却自幼喜书，甚至为了能多写字有意让成绩下降，虽凭藉聪慧考上师范学校，但对书法的痴迷使他依然辞家离职，负笈杭城访师寻友，读书写字。经过十馀年的不懈努力，佑贵先生从师范生到美院生，后又成为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因其成绩突出而倍受瞩目，成为当代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书家的代表之一。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这十馀年间，他历经各种艰辛，甚至一度为了筹措学费和各种生活、学习的开销，即便是在炎夏酷暑户外奔波，买瓶水也都不曾捨得。那时的他，看到好的字帖又买不起，就在艺术书店翻读，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回去后凭著出色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笔耕墨耘。这段经历使他对读帖有著特有的理解，现在还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印刷精美的《书谱》一边看一边比划著。正是这种对书法的痴迷、痴情，加之不曾间断修为与历练，使他对于书法的体悟与掌握超出于同辈。

　　佑贵先生五体皆能，尤以行草为著。其学书经历两个发展时期：一是大草阶段大概在一九九八至二〇一〇年间，他先以王铎为基础，旁及黄道周、倪元璐、傅山，后上溯张旭、怀素、阁帖等，作品多气势恢巨集，咨肆磅礴、以势取胜。张旭、王铎、傅山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怀素用笔圆劲，使转如环，纵横凌厉，这些个性掌握得好则成为个人之强烈风格，反之则易犯狂怪诡异、粗野拙劣之病，倪元璐就曾因凌峭过度而被人戏称“刺菱翻筋斗”。佑贵先生深谙此理，其在所作大草用笔圆劲，点画错综，结字奇正相生，而又能虚实互应，在书写中既保留纯正古质之美，又能豪情外溢而挥洒自由。

　　近两年来，佑贵先生在继续研习二王的基础上，对小篆、行书和草书下了不少功夫。我曾多次在其寓所偶见他临帖，虽是临帖却更像“大熔炉”，像王羲之，像孙过庭，像米芾、像苏东坡……细观之，实则像他自己。宋曹云：“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觉刻划太甚，必须脱去摹拟蹊径，自出机轴，渐走渐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优游笔端，然后传神。”佑贵先生乃带著思想去创作，他将读书写字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又逐渐化之，从他大字创作到小字创作的历程，可以推测佑贵先生正想更多地在作品中融入意态与气韵。观其小字，一类追宋人意趣，一类追晋人气韵，而其用笔愈见精微而不失气度，其精神愈见饱满而蕴籍。然观者或许会以为其书风飘忽不定，而我以为，大草易走粗野，小字怕落柔秀，若以两者相补，则更能骨肉丰盈而格调旷达。

　　佑贵先生年近不惑，对书法和生活都有了更多的体悟。近几年经历著从学院学员到学院教师的角色转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书法教学中。在花费大量时间悉心指导学生学业和细心关照学生生活的同时，始终让自己保持临帖、创作的“专业状态”，利用“教学相长”来进一步探求书法的传统与道统，并时常有不期之得。同时，他也积极于公益活动，常拿出佳作拍卖并用于公益，体现了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和艺术家的良知和品格。如此佑贵先生，其书法可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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