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知识

　　中国的科普存在行政体制管理方面的问题。行政区划和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估导致科普狭隘化和明显的体制化，经费拨款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比如，美国除了军事拨款和航空航天研究项目经费外，科研经费主要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拨款。基金会的拨款除了申请人的资历与声誉以外，研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的支持也是决定拨款的主要因素。英国有些基金会甚至要求拨款项目结束后必须进行与该项目有关的科普活动（比如写科普书或者演讲等）。因此，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的科普受到体制上的约束和激励。

　　从18世纪开始，英国就创立了传统的科学家公开讲座。比如圣诞科学演讲都是科学家对公众的讲座，在过去的200多年时间内，包括法拉第和廷德尔等著名科学家都是讲座的主要人员，至今没有中断。赫胥黎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著名演讲和争论也是在英国科学协会的系列讲座中进行的。美国的科促会（AAAS）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年2月份的年会以及出版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英国和美国从17世纪开始就先后成立了专业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机构。至今这些国家的科学传播工作都是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担负的。当然，包括每年读者评选出的科学书都是著名科学家写的。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霍金、道金斯、威尔逊等等。

　　在19世纪末成立的英国和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而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手段不仅仅是号召，更举办了科学家科学传播培训班。这些培训项目主要是培养科学家与媒体合作，用媒体语言讲述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成果以及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科学家们踊跃参加，每次的培训名额都不够。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惯例与模式。他们认为，科学传播一定是科学家与媒体的合作，这种模式是社会效果最好的。